文:刘支书助理
从小就不喜欢父亲。我不知道别人的父亲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我想,大多不会象我的父亲那样暴烈。我是家里的独子,但完全没有体会过独子的稀缺性带来的好处。读小说,看电影,我从不反感封建大家庭,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羡慕,因为封建家庭重男轻女,儿子的地位高,我是独子也是长子,在封建家庭里想来日子应该过得比较滋润。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从未跟我有过任何身体接触(挨揍除外),也就是说,他从未抱过我或者拍拍我的头之类,当他的手扬起来时,一定是要跟我屁股有力的接触。打我上一年级开始,家里就针对我有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中午12点之前和下午6点之前必须回家,否则挨揍;吃饭必须用左手扶住碗,否则挨揍;吃完饭必须将筷子整齐地放在碗旁边,与桌子垂直,否则挨揍;有客人在场吃饭,自己吃完后,必须说"叔叔、阿姨慢慢吃",否则挨揍;作业做错,挨揍;考试没考到前三名,挨揍;顶撞大人,挨揍;其他"严重的错误",如,撒谎、被老师告状之类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总之,挨揍的机会如此之多,以至于从小学到初中,父亲专门为我预备了一块巴掌宽、一指厚的竹板,每次父亲对我"用刑"时,都使它,父亲把行刑的过程浪漫地称为"笋子炒肉"。其实,在邻居眼里,我是听话的乖孩子,在老师的眼中,我是优秀的少先队干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永远不能让他满意?
那时,《儿童文学》等杂志,常有文章把童年形容成"金色的童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当我看到这类文章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认为那是谎言。
我曾经强烈地渴望自己是孤儿,这样就没有人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管起来,我羡慕那些可以自由自在玩到天黑才回家的孩子,那才是"金色的童年"啊!年纪大一点以后,知道自己的想法不现实,于是转而开始盼望父母离婚,每当他们吵架时,往往就会提到"离婚"一类的话,这时我既恐惧又兴奋,恐惧的是,城门失火,也许会殃及池鱼;兴奋的是,快解放了。然而,一向说话算话的父亲在这件事情上却一再失信,永远没有给我摆脱他的机会。
暴君,除了这个词,我想不出第二个词来描述父亲。每次跟其他孩子打了架,不管被打得多惨,只要他在家,我就必须擦干血迹,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我从来就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同情和安慰。一般情况下,只要听说我跟别人打了架,不管我有没有理,总是又被他以"惹祸"为由重新胖揍一顿,如果母亲在旁,她就会象老母鸡一样护住我,于是,他们吵架。母亲这时就会怒吼道:"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当然不心痛"。父亲则瞪圆了眼睛,撂下一句话"头发长,见识短",然后,摔门而去。这样的场面经历多了,我就渐渐地绝望了。
母亲很顾家,父亲则很顾朋友。母亲节俭,有什么好东西,她都要省下来,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给我们;父亲则是宁肯自己不要,也要给朋友。我一直认为,我们整个家庭的分量都没有父亲那些朋友的分量重,这也是母亲的看法,母亲曾这样评价父亲:"朋友放一个屁,也会让他追三里路",朋友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这是我厌恶他的又一个原因。当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我不禁为他父亲那个"肥胖、蹒跚的背影"而心酸,在别人的故事里体会了父爱汹涌,在自己的故事里则品尝了父权专制。因为我的父亲是只想"做大事"的人,从来不屑于去做为儿子买橘子那样鸡毛蒜皮的"小事"。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这话放在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了。父亲的教育从来是鼓励我"做大事",在他看来人不能轰轰烈烈一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在我上中学以后,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是政治,分析背景、分析潜台词的训练从很小就开始了。我当然明白他的心思,他希望我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仕途梦想。父亲从团支部书记起步,所以也要求他的儿子积极向组织靠拢,在他看来这才是唯一的正道。但他不明白我的心思,我喜欢政治,但不喜欢当下的政治,更不喜欢他谈到知识分子时的那种轻蔑的态度,然而,我不能顶撞他,在他面前,我觉得反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只有拖,所以,他常常指着我的鼻子,用领袖批评部下的语气说:"阳奉阴违"。他打心眼里尊重知识,同时也打心眼里瞧不起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文革中父亲曾是一方风云人物,他说:"那时,无论多么高级的知识分子,只要一到紧要关头就相互出卖,平时的清高荡然无存,我从没见到一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最可靠"。只有在讨论政治时,我才能取得与他平等的地位,其他任何时候,我都必须接受他的命令包括恋爱。高中文科班有不少同学有过写信、约会之类的故事,而在我身上没有任何"悱闻",因为他绝对禁止此类事件,我"完美"地执行了命令,从不和女生说话。中学毕业前后,对女生态度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班上同学认为我在高中三年纯粹在"装处"。
考上大学后,常有同学不习惯学校生活,甚至有女同学因想家过度而彻夜流泪。这在我看来极其可笑,完全是犯贱,一只鸟好不容易飞出了鸟笼,居然思念鸟笼?大学里我从未给父亲写信,我不想他干预我的人生选择;他也从不给我写信,大概他对我没考上好大学心有芥蒂,我们就象关系搞僵了的熟人。我知道我们这种关系不正常,但我并不想去改善它,因为彼此之间隔膜让我想象力走了极端:也许他并不是我的亲身父亲,就象电影一样,也许某天我的生父会从某处冒出来。
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毕业分配的一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受处分的影响,我拿到派遣证时,已经是9月初,各地分配已基本结束,换句话说,我没有好的去处。这时,父亲胸有成竹地说他有办法。我和母亲跟着他坐火车去了成都,路上我才知道父亲有个老关系,已经是省部级干部,他就是我们即将要去找的江叔叔。父亲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60年代初,江叔叔和父亲是技校同班同学,父亲是班主席,江叔叔在班上年龄最小,父亲很照顾他。工作后,父亲一直是他的领导。77年,父亲被隔离审查时,把所有的问题都一个人抗了,于是父亲下课了,江叔叔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双方再没有联系过,父亲从没找过他帮忙,所以父亲认为我的这点小事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十几年沧海桑田,人是物非,江叔叔热情地接待了老魏一家,却婉言拒绝了小魏的工作要求。本以为父亲会铁青着脸,二话不说摔门而去,但他以前所未有的耐心陪着笑脸跟江叔叔叙旧,不时的夸我,说我能说会写、有头脑等,总之是我一辈子从他嘴里从来没听到过的好话,我不知道自己在父亲眼里居然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些话让我感到陌生,同时也让我难过。尽管如此,父亲的努力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江叔叔摆出了自己作为一方主官的困难,希望老领导多多体谅,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父亲拒绝了。
走出警卫站岗的大门,已经是中午。父亲很沉默,领着我和母亲去了一家饭馆,父亲点了满满一桌菜,还要了二两酒,看得出母亲作势想阻止父亲的铺张,不知为什么话没说出口。父亲默默地喝了一口酒,喃喃自语:"没想到,没想到啊!"然后,给我夹了很多菜,叫我多吃一点,眼神里透着从未有过的柔和,把我弄得手足无措,仿佛初次上别人家做客,遭遇主人家过分热情的款待。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惭愧地说道:"人家不认我了,爸爸没有本事,没把事情替你办好,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去走了......"说完,父亲眼睛红了,低下头,大滴大滴的眼泪落进了酒杯里,一时间我和母亲惊呆了,一生强悍的父亲居然会流泪!母亲心软,眼圈也跟着红了。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只是傻坐着,一动不动,直到饭菜完全凉了。
从这以后,我们爷俩的关系近了许多,至少再没有从DNA的角度怀疑我们的关系。自我有了儿子以后,无论去哪里,他总是带着孙子。他的自行车后面为孙子专门做了一把小椅子,父亲常常"酒后驾车",带着孙子满世界招摇,常听见他对别人自夸:"我这个孙儿聪明惨了!什么广告都背得到。"由于担心隔代溺爱的问题,我坚决不让儿子放在他身边,这引起了他的不满:"你翅膀硬了,可以不回来,孙儿必须给老子送回来"。但这次,我没有让步。
父亲不愿意跟子女住在一起,我跟妹妹都在重庆,母亲在妹妹家带外孙,父亲则坚持住在老家隆昌,只是偶尔上来住几天,主要是看孙儿和外孙。2002年一天下午,我刚打完篮球回家,正准备洗澡,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她只说了一句"爸爸......"就再没说下去了,我知道父亲出事了。
父亲饮酒过量,死在家中已经三天了,才被邻居发现,这正应了母亲的一句话"最终死在酒上"。连夜赶回家,灵棚已经在朋友、亲戚的帮助下搭了起来,那两天因为来的人太多,忙于迎来送往和起他杂事,所以来不及悲痛,更来不及想父亲的死对我有何意义。真正清净下来,已是父亲火化的时候,焚尸炉前只有我和妹妹两家人,空旷的大厅十分冷清,母亲不忍看火化的场面,所以没有进来。在把父亲推进焚尸炉前,我揭开了盖在他头上的白布,最后看了一眼他已有尸斑的脸,顿时,往事滚滚而来,童年每一次挨揍的情景都成了温馨的记忆,成都之行父亲满含歉意的眼神,刺穿了我的心脏,是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我精神。我已经习惯了在他的严厉中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在他酒后听他的训话,我怎能接受那辆装着小椅子的自行车却再也没有人去骑它!!
在模糊的视线中,我断然把他推进了熊熊燃烧的电炉,亲手烧掉了我的父亲,大厅里只剩下电炉的轰鸣声随同我的灵魂在飘荡。
骨灰出来后,亲戚朋友都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家都说,师傅手艺不错,烧得很好,雪白、均匀,头盖骨还存在,老人们说,埋葬的时候才容易确定方位。我小心地用红绸子包好了骨灰盒,轻轻将它抱起来,宛如抱一个婴儿,这里面装着我的父亲,装着我的爱!- 作者: y_submarine 2005年03月3日, 星期四 15:00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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