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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不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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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命题作文,呵呵,凑数。]

提起笔来,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生命之轮转了多半圈,本人竟然从未离开过学校。真个是天网恢恢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母亲做过六年“赤脚教师”,在公社中心小学教语文和音乐。我正好在那个时节来到这个世界。家里没人带,母亲就把我带到学校,在办公室里安个摇篮,上课教书,下课哺乳。至今,母亲当年的老同事遇见我这个办公室编外人员,每每感慨岁月的流逝。这编外人员一做就做了四年,我还能记得的是,母亲上课时我在前排同学的课桌上玩粉笔,或者站在母亲的风琴边上和学生子们一起唱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或者“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去……”什么的,据母亲说,唱“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时候,我舌嘴不清,前面的汽笛声变成了“呜轰拥拥拥拥……”学生们都开心地学我的唱腔。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种子就这样早早播下,我们这一代人大体如此,我只是得享其先而已。

当年,我家在父亲的单位里边,父亲的厂子在中学的边上,老师、学生进出校门都得从我家门口经过。厂里的叔叔伯伯与中学里的老师们熟识而且友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并不生份。夏天,老师和他们的孩子到厂子前的塘河里游泳,有个年轻老师偶尔露一手跳水的绝技——其实只是站到河埠头的一块木板上,轻轻腾起,做一个简单的跃水动作,但在我们这些刚刚学会狗刨的小孩子注视下,简直就像今天人们看奥运冠军一样,惹来喝彩和惊叹。夏夜塘河边乘凉,有个外号叫老虎的年轻老师会拿一把小提琴出来拉,另一位则是手风琴。我不知道他们拉得好不好,但在小镇人的眼里,这都是高雅的物什,欣赏之余带着对知识分子的敬畏。

对我来说,这种敬畏更源自这所中学的校长。校长是上海人,据说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发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父母跟他关系不错,按上海人的习惯,我叫他“爷叔”。他对我和蔼,但我有点悚他,总觉得他瘦瘦的身板和厚厚的眼镜背后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他执掌校政的年头,是这所学校最辉煌的岁月。后来,就像我母亲从农村“抽上”、重获居民户籍一样,他也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听说做了一家化工厂的书记。不知他操持这大都市的工厂,比之当小地方的一校之长,哪个更加得心应手些。

中学的泥地操场也是附近居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七岁那年,父亲用铁管、木头和出差买来的橡胶车轮,给我做了一辆三轮小自行车,构造简单,却是这个小地方绝无仅有的。我作为镇上第一个拥有这种“高级”玩具的小孩,兴奋和骄傲难以言表,当晚就在中学操场上像无头苍蝇一样拼命转圈,记不清转了多久,反正第二天爬不起来了。母亲笑骂,说是“脱力了”。

中学有两个小孩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一个是山东籍高老师的孙子,一个是嘉善籍邵老师的侄子。每天放学后,我们就在中学里打乒乓球,或者在中学和厂子两处,疯子一样蹿来蹿去。于是,我这个小学生大概也算中学的编外人员了。

八十年代,编外人员终于转正,我成了隔壁中学的初中生。老师原本就熟悉,以往以叔伯阿姨相称,现在改叫老师,依然对我亲切而关照。当然,他们对我的顽皮同样一清二楚。尤感郁闷的是,母亲搜集我的情报因此变得易如反掌,初中三年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丁点的愚蠢错误,从来就没有逃脱过母亲的掌握。

八四年,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时,老师们作何感想,我无从知晓。作为懵里懵懂的少年,印象中不外乎开开会、出出黑板报。我只记得就是在那时,学校由完全中学变成了初级中学。我读初二的时候,最后一届高三毕业,一个班,考取四个本科。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其中之一是我的邻居,母亲时时拿她凌晨背英语作榜样对我进行励志教育。她考取了北师大。

八十年代末,我在本县当时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中。学校在县城,这给母亲的情报搜集工作带来了难度。脱离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三年高中读得漫不经心、浑浑噩噩,交了不少朋友,违反了不少纪律,就是没认真读多少书。转眼就高考了。万分不幸,那一年的高考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七月流火,真是不假,那一年更是如火如荼,连续近四十摄氏度的高温。我打小怕热,加之心里没底,高考那几天就没怎么睡觉。考试的时候,考场外面消防车给屋顶浇水败火,考场里面搬来电扇、搁上冰块,可还是挡不住那个热。我砸锅了。论客观原因,除了天气,还可以追究到意大利世界杯,以及连续两年缩减高校招生名额那档子事,但归根到底是自己蹉跎了大好年华。和我一起败走麦城的还有我们这所重点高中,我们那一届大概已经成了该校校史上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幸中的万幸,上帝给我留了一道窄门,我以比组档线高三分的成绩挤过独木桥,进入了一所地市级的师范专科学校。

九十年代初,我“学成归来”,回到我家隔壁的初中当老师。说阴差阳错也好,说命中注定也罢,事情就是这样,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老师、领导原本就熟悉,学生中甚至有我的亲弟弟。只是做老师远不如做学生惬意。学校的样貌并没有变化,只是更陈旧些。但心境变了。年幼无知的时候,这个学校曾经是乐园,是家的延伸;现在它成了我的立命之所,反而没了归属感。老师们能走的一个个走了,学生中有办法的也转学去了更高档的学校。学校有幢二层楼,是六十年代末盖的,我们读书的时候曾经为读初三可以离开它搬到“新楼”(八三年建成)而欢呼。多年后我又在这幢楼二楼教书,墙壁斑驳,柱裂梁摇,晴天屋顶石灰叭嗒叭嗒往下掉,雨天则是雨脚如麻,漏无干处。学校向上面报告,上面视察了,拍板了——危房!二楼拆掉,改成平房。于是,危乎哉?不危也。

不知不觉,我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兜兜转转,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教师,进化为十几年教龄的“老教师”,如今身在本地最新的学校,回想学校生涯的梦想与失落,一切竟恍如隔世。前不久,获悉母校新校落成,仍然与母校做着邻居的父亲说,老师们拉着板车热热闹闹搬家。我这个双重身份的不肖子弟,不免生出双份的感慨。

想起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至为遗憾的是,我这个似乎注定出不了学校大门的人,竟没有真正经历过梅先生眼中之“大”。不过我想,时代总在向前,当今之世,漫说大学,纵是小学校也能盖大楼了,那么憧憬些更大之“大”,也不算奢望吧。

 

200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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