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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潜水艇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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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潜水艇的幸福生活

——胡不说问答录 

1.你什么时候停止写诗的?既然你我都认同“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才是野蛮的”,那你为什么不再写诗,并很少写作? 

大前年,以前诗社的一位朋友重新找到诗歌史上失踪多年的我,粗暴地把我拉回到那些与诗有关的事件与人物面前。说真的,这件事让我有点诚惶诚恐。我把能找到的以前写的诗全找出来,偷偷地读了一遍。很难为情。不是一句“悔其少作”能够消解我的难受,实在受不了那种矫情和做作。当年逃离诗歌,一直以为是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萎顿所致。现在看来,不写,主要还是因为写不好。

写诗的时间其实不长,前后大约五年光景。记不清怎么开始的,反正在1990年前后。有两个人的死,也许是诱因。一个是海子,我最早读到他的诗就是在他卧轨不久,《诗歌报》上讲他的死,用了他那首《死亡之诗》,“水中的少女/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家”。很震撼。还有一个是方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学长,淳安人,喝农药死了。诗社纪念他,沈泽宜老师讲话很沉痛。也很震撼。那个年纪,十八岁,你知道,死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问题,很想弄清楚。

归根到底是力必多的作用,写诗似乎是很酷的思考方式。但结果我把自己整个儿绕进去了,出不来。师专毕业后被发回原籍,在乡村中学里,每夜都跟自己过不去。最后逃了,用麻将来救赎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文青,一条标准的溃退之路,连刻奇也算不上,是不是?

所以,我写诗或不写诗,大概和奥斯维辛无关。当然,也与和谐社会无关。

另外有件事好像没跟你说过。读高中的时候参加文学社,你知道我写什么?写杂文,是社里唯一的一个。那个时候的《杂文报》很好看,我记得鄢烈山的名字经常出现。以为自己的笔真的是匕首与投矛,忧国忧民,做出横眉冷对的样子,学着绕着弯子骂人。我们的文学社名叫“我们”,出社刊,封面上汉字下面标着大写的拼音,WOMEN,被同学们狠狠地嘲笑。本人最早的作品居然“发表”在“妇女”杂志上,羞死。

你看,我往文学的两个相反的方向试了试水,都浅尝辄止。少不更事,很失败。

我笔拙,写字特别费劲。每篇文章都靠憋,靠挤。千把字码两三个小时那算快的。(咕咚同学给我作过精神分析,说我是典型的强迫症,干什么事都比别人费劲。)现在教书,是重体力劳动。一天体力活干下来,多余的力气读点书已经是显得很小资了。偶尔写篇文章,常常弄到两三点,要好几天才缓得过劲来。说到底,还是道行不深,否则,写字不至于这么痛苦。 

2.面对一些个人的或者公共的事件的时候,你有表达的冲动吗?如果有,这种冲动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说来不好意思,我本质上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大约跟家庭和教育有关。(下次再向咕咚同学咨询一下,再来汇报。)学生时代曾经刻意地张狂,其实透着心虚。新世纪前后开始上网潜水,没日没夜,不知今夕何夕。闹不明白从哪个旮旯里冒出这么多牛人大虾,吓着了,不敢吱声。瞅瞅自己,觉得被诗歌和先锋派们耽误了,才知道曾经的诗人梦实在太不靠谱。于是追着牛人的后脑勺读书,读得高兴,也读得寒心。要不是那次头脑发热跳出来跟人打架,遇见你们这群坏人,我可能现在还在老老实实地做我的潜水员。如你所知,我在网上比较拿得出手的基本上都是板砖,党同伐异,专做腻歪损人的事。

所以表达对我来说不是有没有冲动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切的言说之难。网上混久了,越来越不愿意作简单的表态,也不愿意轻易地挑边站队。拍砖容易,这不需要有太多价值的担负,大不了换个马甲再来。但与你一样,我越来越相信,重要的是“用真实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公共事件尤其如此。以我的迟钝,常常感到难以在事件发生之当时,就把问题看清楚想清楚,然后说清楚。(信息的半屏蔽状态也是一个障碍,这一点对于小地方相对闭塞的信息环境来说更加糟糕,经常是网上已经沸沸扬扬了,我这儿才进入“有事”状态。)所以对公共事件,我的确常常满足于一种阅读的欣快——都第三个本命年了,还在接受启蒙的阶段,真不好意思。对我来说,读牛人写的牛文比自己缠绕不清来得有趣。当初开博客的主要目的除了记书账,就是用来收藏牛人牛文的,一直如此。

眼下我更倾向于只对我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事情说话。况且学理扎实的批评确实非我所长,感性的叙说可能好一点。前阵子打算在自己这三十几年里寻找一点脉络出来,写点纯个人的、以细节为主的、生命里已经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是当年关于八九的叙说那种思路。可是这也不容易,还是上面说的原因,体力劳动过于繁重,少有钩沉索隐的静心。

表达很重要,但我现在更愿意把表达的冲动释放在课堂上。按傅国涌先生的定义,课堂的相对封闭状态决定了这种表达不能进入“言论”的范畴——做“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是没希望了,呵——但它与我的职业尊严有关,我也很看重它。关键是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做到的事。 

3.我觉得咱俩有很多相似点。比如都甘于做一个俗人,梦想过上游手好闲的日子。那么,作为一个俗人,你幸福吗?你如何确知这种生活是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 

单位里每周有法定的“政治学习”,内容是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最近几次领导常与我们探讨教师这个职业的幸福感——“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参照对象是工人兄弟和农民朋友。言辞恳切,不容置疑。总之作为教师,我们的幸福是这样的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体制取消了你不幸福的理由。所以职业幸福似乎不在可讨论之列。

问题前面的限制语加得好,那么,我们就来谈俗人的幸福。

俗人的幸福,就是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从这个角度讲,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所谓天伦之乐,但凡俗世生活应有之义,差不多没有一丁点儿缺损。儿子出生那天,我编了条短信发给所有的朋友:“公元两千零三年八月五日十六点二十三分,吕栋二世顺利降生。母子平安。此刻开始,吕某本人携全家接受您的祝福。”特别臭美。这么点的小东西,我放在枕头边看了一夜,一个劲儿地自我感动。感到世界顿时完好无损,感到俗人的幸福,至矣足矣。五年来,看着儿子长大,时时惊讶于生命的奇幻变化,这种幸福无以复加。

但是,俗世幸福似乎过于美好,反到生出一些困扰。比如说,眼看着儿子渐渐走近学校教育,就对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教育体制产生了更深的憎恶。想到自己要亲手葬送儿子的童年,想到我将亲手把儿子送上这部人性的绞肉机,就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罪恶感。这是对我教师身份的最恶毒的嘲讽!那天在嘉兴,范局长劝我不要想太多,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没有做过教师,他不用承担这份原罪。

去年紫金港沙龙之后,你在博客上转贴了浙大一位年轻朋友的文章,他责备我们——特别是我和你吧——满腹牢骚,仿佛生活在地狱,过非人的日子。我没想到我们落得如此形象,哈。毛伟人就批评柳亚子“牢骚满腹防断肠”,也是说我们呢吧?在“伟光正”看来,幸福的俗人就该以贫嘴张大民为榜样,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其实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模样,我的俗人生活真是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的呢。论坛混战的时候,经常骂人犬儒。但冷静下来,反求诸己,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同样犬儒,十足犬儒。我为此懊恼不已。后来读《你往何处去》,发现显克微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那位犬儒主义者、“风雅大师”彼特罗纽斯,他告诉我一个道理:君专政的时代,为信仰献身的人令人钦佩,那是圣人,比如彼得;但对于绝大多数凡人俗人,做一个内心真实的犬儒也有他足够的理由。做不做犬儒取决于一个人承受代价的能力。我承认,作为俗人,我无法牺牲掉太多的俗世幸福。我能做到的只是努力保持内心的完整,继而不损害他人的完整。哈维尔笔下的蔬菜店老板挂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当然有损于“生活在真实中”的原则,但这是后极权时代俗人的生活法则。这种说法有自我开脱的嫌疑,但我越来越相信,像我这等中人之资尚有所不及的人,从这样一种卑微自私的认识出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更具有现实感。可以算一种意义吗?我不知道。

好,说意义,试试看。教材里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我上了三节课,我的理由是这里面有我们所稀缺的思想资源,可以挖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精神序列。备课组讨论,有位工作不久的女孩子有点困惑:“有用吗?”我知道她其实是想问,讲这些,有意义吗?这不能怪她,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要抗拒意义的丧失,需要本性中有些蛮力,非范美忠式的强悍不办。我没有回答她,因为我的确无法用意义来说服她。或者说,我无法确定,对学生的现实人生来说,“被迫”获得这些我以为珍贵的思想资源,与卷面上的得分之间,哪个更有“意义”。后来我想了想,如果一定要给她一个答复,或许我该这么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学生是否“有用”,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对社会的转型有没有意义,但如果有一天改变到来的时候——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馅饼一样吧嗒吧嗒掉下来,可我课堂里走出去的学生头脑里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准备,那我一定会大嘴巴狠狠地抽自己。 

4.你想过没有,作为一个俗人,循规蹈矩地生活,不在半夜大喊大叫、不随地吐痰、不扰乱社会治安,有一天也会被有司关注,从而“客客气气”找你、找你们领导问话?这件事给你的最大的震动和思考是什么? 

惊讶有点,在当时,说震动是言重了。虽在意料外,却属情理中。蔬菜店老板尽管挂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如果他们发现你有时还贩卖些私货或者说些不太标准化的话,那么适当地来问候你一下还是很自然的事。特别是比较敏感的时段,他们总得向上级有关部门表示一下他们的“敏感”不是?你看我们这儿就屁点大的地方,反动派太少,找到我这样的俗人,是他们的无奈,我的荣幸。“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此而已。

周国平是我高中时的偶像,我记得他有本小书,印象比较深,叫《人生天地间》,他从《阿Q正传》里掇出一个句式敷衍成散章式的“哲思”。这个句式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句式就是思维方式,阿Q的思维方式是“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抓进抓出”、“人生天地间,大约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如此等等。冷不丁地用只言片语指证世界的荒谬、揭破人生的荒诞,是鲁迅的神奇之处。这件事让我突然想起这个句子,感到荒诞无稽。

要说思考,就是关于免于恐惧的问题了。在人家那儿,这是用宪法来保证的自由。在我们这里,只有靠自己了,勉力保持内心的自由也许是可以做到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庆幸我保持着阅读的习惯——阅读使我触摸到时代和权力的实质,可以稍稍免于恐惧。

5.以前你叫“胡说”,请解释一下为何现在叫“胡不说”了? 

改名当时就被你识穿了,呵呵。暧昧的时代,在暧昧的位点上,以暧昧的身份,维持一种说与不说的暧昧状态。就这么奇怪。换种表述:或许不能奢望于“说”的积极自由,或许不具备争取积极自由的力量,但至少可以维护“不说”的消极自由。 

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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