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尔泰这本《寻找家园》,常常惊讶于其文笔之好,灵气飞扬,五彩缤纷。写他在江南小镇高淳县淳溪镇的童年生活,像传统的年画那样鲜活、明艳,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摸得到。尽管书中大半的内容是很不愉快的,当右派、在西北劳教营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读来残酷,但是仍然不失阅读的乐趣:绘画出身的高先生,有用画面讲故事的特殊才能,于是那些晦涩的经历,变成了清晰如画的场景——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脾气,有人铁青着脸,就像看小电影,看未经剪辑的毛片。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也许,身在国外反倒帮了他的忙。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语言不是用来日常交流,不是用做俗务的媒介,于是就有可能被当作艺术的材料,在上面进行艺术的加工。包括乡愁的原因,都有可能把某门语言的艺术推向一个极至。令人想到的还有海明威的在欧洲时写的作品(《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当他不直接使用英语时,他写下了最漂亮的英文句子。高尔泰先生在不直接使用汉语时,写下了当代"红楼梦"般的汉语。
在饱满、丰沛的感性元素当中,会有理性的光出其不意地突然闪现,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天茫茫地茫茫的思考,就像撞见了地平线。比如写1968年在一个农场捉黄羊,那是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被夹铙夹断一条腿之后仍然跑得无踪无影。沿着零星的血迹开始寻找、追赶,终于它跑不动了。"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抖动身躯。我想我在它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啊!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人是环境的产物,当时的环境多么缺少人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尤其是高尔泰这样一个从小被视为玩劣儿童的人,要想把他纳入同一个模式,把他"格式化",多么地难哪。上初中时,他连续留了两级,第一次是因为淘气打架;第二次是因为在密密树林中搭了一个鸟窝,躲在里面看书,学习成绩当然上不去了。略大一点逛苏州园林,觉得浑身不自在:"百折的回廊九曲的桥,在上面走连步子都迈不开,何况它并不通向哪里,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而那些假山、漏明窗、月亮门、水榭花坞,"在里面转来转去,自己也像是有几分假了。"他"时来运转"的一次是这样的:穿着球鞋参加学校百米竞赛,当即拿了第四名;而经过一年的训练,成绩是——破江苏省记录,平全国纪录。那是在1955年的江苏师范学院(刚从东吴大学转变而来)。这样一个"浑不知"的人,在那样一个凡是讲个分明的年代,其遭遇必然像王小波说的"王母娘娘倒马桶——指不定倒在谁的头上",即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落到自己头上,"说不出个米和豆子来"。
在我这一代人眼里,1957年那场《论美》的讨论具有某种传奇性质。在扼杀美学的年代,居然有这么一篇"唯心主义"的东西,将当时仅存的美学学者宗白华、候敏泽、洪毅然都扯进去写文章讨论,而此时高尔泰才22岁,在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不久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西北夹边沟农场劳改,经历了恐惧饥饿的生死考验。有关这个著名的农场在2004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中有更为详尽的描写,那就是杨显惠先生的《告别夹皮沟》。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那里饿死了许多人。而这些人刚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劳改,"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高尔泰记叙道:"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而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在刚进来的时候,就被没收了。如果没有被没收的,日后变成了"生火取暖的材料"。
高尔泰因不俗的绘画才能,1959年突然被两个警察带离,送到兰州参加"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绘画,才幸免一死。1962年他解除劳教之后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在那个顶极的世界著名文化宝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令人惊奇的是,在那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所发生的文革和内地竟然没有什么两样。牛鬼蛇神夫妇要分男、女宿舍来住。有人睡梦中装喊"毛主席万岁!"第二天还变着法儿想听到有关反应;但是听到的人同样装做没听见。这期间高尔泰年轻苦命的妻子生病,未得见到丈夫一眼,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高尔泰纯属"命大"的人。九死一生之后,1978年百废待兴,高尔泰得以进入兰州大学从事美学教学。这之后他又经历了另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本书的内容了,我曾经在一家杂志上读到它们的片断。
——转自真名网
- 作者: y_submarine 2005年02月2日, 星期三 01:03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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