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潜水艇　〖Yellow Submarine〗

王启峰　绘

“编写小组特地对鲁迅的几篇文章做了调研，进入中学课堂听课，看到底好教不好教。根据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最后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而是新选了名气相对较弱的《铸剑》。”（《青年周末》）

　　先且不说篇目更替此中“文”“道”太玄虚，也不必因金粉推荐一段就是以个人好恶取舍，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中一段推心置腹的爱生之言，“看到底好教不好教”。体贴人呀。

以“好教不好教”作为教材的选文标准，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刻轻蔑，我宁愿相信这只是编者潦草的一家之言，得找个说辞吧——借着学生主体的名义。倘若确是对语文教学一片乱象痛心疾首后发于肺腑的“大彻大悟”，那只能再次悲愤重复钱穆先生的话：

“今日中国中小学本国文字文学之课程，皆乌龟也。”

况且好教不好教，标准本就非常不严密，好教与不好教的界限在哪里，由谁能确诊这篇文章得了“不好教”的毛病，“不好教”是不是因“不会教”和“不会学”？“根据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像句笑话，教师愿意教好教的，学生愿意学好学的，“此种迁就主义，不知埋没冤屈了几许英才”（钱穆语），不是被动埋没，是主动卧倒，双方眉来眼去情投意合你侬我侬神仙眷侣。

我其实用不着悲愤的。

栋兄转了王晓渔先生《两本大学不宜的中学教材》一文，王老师“下学期要开两门课，一门中国通史，一门西方文化史。这两门课都漫无边际，因此教材的选择非常重要。”他便往“民国追溯”。于是有了发现：

中国通史本来可以直接用《国史大纲》，钱穆是在陈梦家的催促下才开始撰写此书，读者对象以大学青年为主。但今日之大学已非昔日之大学，考虑到这门课面向大一学生，厚厚两大册教材可能会让学生产生厌食情绪。为了“诱敌深入”，我决定放弃这种威慑教学，找一本薄一点的教材。书架上《国史大纲》的旁边是《国学概论》，顺手抽出。原来民国年间中学都有“国学概论”一课，钱穆为授课之用撰写了此书，先后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和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过。1956年该书再版时，钱穆感慨书成30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再过50年，在我看来，这本书给大学生看已经有些为难，再加上“国学概论”与“中国通史”有所出入，只能放弃。

还可以读《过去的中学》。前些日子敬爱的郭老师刚贴出深情版笔记《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头一节就是《教材自选与教学自由》，“细读全书四十七则回忆录，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让当时的学生终身难以忘却的国文教材，大多是国文教师自己编定的”，摘引几条：

茅盾的老师杨笏斋（湖州中学）：“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P33）

钟子岩的老师夏丏尊（春晖中学）：“课文所选入的全部是语体文，而先生认为中学生也应养成阅读古书的能力，所以也选印了一些文言教材，如庄子《逍遥游》、墨子的《兼爱》、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陶渊明的田园诗……末了，他总要结合课文，把世界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复返自然说和《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等等，言简意赅地介绍给我们。文学方面，他常提及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托斯陀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易卜生的《娜拉》等。这些讲述不仅使学生开阔了思想境界，而且富有吸引人的魅力。”（P135）

南开的孟志荪老师更是此间翘楚，朱永福在《激情孟夫子》中写道：“国文课，从初一到高三，全是学校自编的，孟老师是主编者之一。对比当时的其他国文教材及以后屡经改变的语文教材，依小子愚见，是最好的一套语文教材。”（郭初阳）

怎么看怎么觉着这些太老师们什么都考虑了，就是没考虑“学生的领悟和接受程度”。

当时鲁迅作品亦已进入课堂，于光远先生恰好提到：

“此外，他（北京三中老师张苏）还教我们《阿Q正传》、《狂人日记》以及《药》等等。这几篇课文里没有选入，但是他还是让我们自己阅读而且辅导我们学习。在他的讲授中，鲁迅的作品占到很大的比重。他讲这些作品时带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使我明显地感到他把我们这些少年的思想引向深入。”（P66）

张老师，您不觉得难教吗？于先生，您不觉得难学吗？

　　我们就当已经判定了学生的程度在某条线，那么教材选文就只能到那条线越雷池一步不可？显然不是的。很喜欢张新颖的一篇文章，叫《读书这件事》，里面有一节就讲要“读自己读不大懂的书”：

　　为什么要去读自己读不大懂的书呢？如果读一本对于你没有任何障碍的书，这说明这本书的想法和你差不多，你很容易认同，它和你的水平处在同一个线上，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你读起来没有障碍，也就是说这个书对于你来说是没有新东西的，和你的理解水平、理解范围是差不多的。阅读这样的书，当然会很轻松，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可是就是因为没有了困难，你也就失去了克服困难之后才能获得的东西。我刚才举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极端到就是这个书我完全没有读懂。人不能老是去读自己完全读不懂的书，但也不能老是去读一读就懂的书。主要要去读的，是那些能够懂一些，但是还有一些不能够懂，能够理解一些，但还有一些超出已有理解的书。应该不断地去读这样的书，这样才能够使读书成为一个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过程。

张新颖这些话还真就是对中学生讲的。

张中行先生也曾极力主张每册教科书都要选入相当数量的比较艰深的课文，凭此培养学生阅读艰深文章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可能一直阅读适合自己程度的读物，倒是常常接触一些较深的书籍，读起来半懂不懂，这时候就要硬着头皮读，力争多读懂一些，从不懂到懂。教科书中有意识地选入难课文，就是为学生在课外、在生活中阅读艰深读物打下基础。（《语文学习》）

卡夫卡说，我们需要的书，应是一把能击破我们心中坚冰的利斧。

对《雪》选段编者有评述，“金庸的武侠小说很有文学性，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都颇有门道，读起来也引人入胜”，我不知道编写组是如何讨论并确定这一点的。语文网有一则材料，196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的同志提出把《谈学逻辑》（作者潘梓年）、《在莱比锡审讯的最后发言》（节选自《季米特洛夫选集》）、《在法庭上》（节选自高尔基的《母亲》）、《在狱中》（节选自《青春之歌》）、《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作者茅盾）等七篇文章选进教科书。叶圣陶先生却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七篇文章“仅为粗坯”，“实未具语文教材之资格。我人决不宜抱‘唯名主义’，以为如潘梓年茅盾二位之文，尚有何话说。我人亦不宜盲从市场情况，以为《季米特洛夫选集》《母亲》《青春之歌》行销至广，读者至众，何妨来录其一章一节为教材”；“此七篇者，姑谓其质皆属精英，若论其文，则至为芜杂。意不明确者，语违典则者，往往而有，流行之赘言，碍口之累句，时出其间。以是为教，宁非导学生于‘言之无文’之境乎? ”

我并不知道《雪》选段全文，但我想如叶老这般严谨到近乎刻薄的态度可能是今天的教材编写者所不具备的。

学了这么多年，《阿Q正传》倒成为艰深的文章了，还真应钱先生那句话“中学程度，普遍低落”，怎么个低落法，他明确说过：

“今日中国一中学毕业生，彼乃无自己阅读本国古书之能力。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彼心神之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此等教育，大率为目前计，不为文化之传统计。”

可怕的不是阿Q无法理解，而是有一天，《雪山飞狐》也成为艰深的，又得换了，就这么换下去，直到换无可换。

一些争论焦点集中于鲁金对垒，就此表象金庸何其有幸，昔日江*湖多争金古或古金，这会儿更多要说鲁金或金鲁，当然，其来有自，不是一天两天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语文教学若只论篇目，这鲁金之争应是个伪问题，选谁不选谁没法说下去的，事实上，现在语文教育教学不仅是选文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选文的问题。止不定，它就是个“教学自由”问题——很难想象现在有哪所学校可以“从初一到高三”全用自编教材。

《华商报》专题中有段文字，作者盛翔说：

　　归根结底，因为教材编写权是垄断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教材成为一种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公众只能无条件遵守。

垄断权就是话语权，垄断权就是利益权，垄断权就是政治权。

　　明白人是有的，话早就说了，说到点上说到根上：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的人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了。 ”（俞平伯）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正说”。

　　最后说点个人的。看到删改目录，最无法接受的是《项脊轩志》被撤，这篇文章我灰常灰常爱读，当年读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惊愕动容说不出一个字，这句话绝对影响了我爱情观。生死相依不离不弃，说去就去啦？不知编者是何理由——他们有心去寻玉儒牛，偏却不让震川留——我还是忍不住，悲愤啊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