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潜水艇　〖Yellow Submarine〗

学做父亲

                                      

一

学者傅国涌所编《过去的中学》使我这个中学教师大开眼界，尽管只读了一部分，但那些“过去的中学”、“过去的老师”、“过去的学生”，其气度和风度直教我感叹余生也晚。不过现在暂不谈正题，此书要义且待读完再说。作为一个晋职为“父亲”不及三年的人，今天只说书中一桩与做父亲有关的“轶事”。

        阮毅成，中国现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参与筹建了浙江大学法学院（民国时代）。他回忆中学时代的文章《杭一中与杭一师》（出自阮著《八十忆述》），主要篇幅用来追叙五四运动时期他在杭一中就读时办刊物的往事。一帮“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包括一中、一师等多所学校），受新思潮的感染，意气风发，以青春之朝气、勃勃之雄心办起了浙省最早的新文化刊物，虽屡遭摧折却不改其志，反而愈挫愈强，掀起了澎湃的办刊热潮，并广受嘉赞。他们最后所办（也是影响最大）的《浙江新潮》甫一面世，便使洛阳纸贵。当然，在当时的专制统治下，这些半大孩子的办刊梦最终破产也是注定的——《浙江新潮》仅出三期便遭警察机关封杀。轰动一时的办刊风波还带来了强烈的“余震”：著名教育家、杭一师校长经亨颐被斥离职，引发浩大的“留经运动”；杭一中方面，校长被免，开除学生十人，刊物的主要参与者均在列。唯独阮毅成幸而得免，仅遭“训告”，是因其父阮性存当时为杭县律师公会会长，“在社会上著有声望”。

令我惊异的事恰恰发生在这位父亲身上。

我生活在当代中国，且容我以“当代思维”试析之——

（一）作为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阮性存理当支持校方与“政府”保持一致、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举措，理解校方的“良苦用心”，当然之举是亲携其子，登门谢罪。是为大家风范，事关大人物脸面，姿态宜高不宜低。

（二）作为风波中侥幸得脱、未罹严办的学生家长，阮性存对杭一中的宽大处理理当心存感激，即便不说感恩戴德，也绝不至对校方稍有微词。

（三）作为主要“肇事者”、刊物的创办人之一阮毅成的父亲，阮性存对闯下“大祸”的儿子，理当严加申训，略施薄惩，以绝其忤逆之心。

但这到底是我的小人之心，阮性存这位父亲所思所行却出人意表。学校对儿子示以“训告”之后，阮父给杭一中善后工作的主事者、新任校长郭成九写了一封信。信不长，照录如下：

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鉴：五四以来，各处学生过于活动，诚不免流于一偏。然此乃我国近数年呆板教育之反动力，苟思补救方法，必须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详细筹划。断非一二官吏之武断所能解决。前关贵校有斥退学生之议，比以小儿毅成，亦在嫌疑之列，未便置词。兹悉贵校教职员会议议决，将与学生联合会及学生自治会有关系者，斥退十人，小儿反予训告。教职员诸先生对于小儿，如此成全，讵不心感。然小儿固为学生自治会评议员，且曾为《浙江新潮》社社员。如以为罪，则不能比其他十人末减。同罪异罚，迹近卖友。小儿立身之始，不愿其蹈此恶习，致负诸先生期望。谨为声请退学，俾其实践牺牲之说，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老悖之见，当荷鉴谅！

                                   阮性存谨启  民国九年二月十八日

呜呼！一记耳光，当真清脆响亮！

阮父此信要旨，可谓不领情、不卖账、不妥协。

首先是作为家长的一面，阮父不但不以校方的“成全”为喜，反严斥校方决定有陷儿子于不义的嫌疑。他深知儿子阮毅成若以父亲情面苟得宽免，其害有三：一则，对于未成熟之少年，一旦尝到“朝中有人”的甜头，或许将以为势焰可用、裙带可凭，久之，必成庸俗势利之徒；二则，儿子若此次若侥幸逃过惩罚，则无异自外于同侪，而如果儿子将这种“迹近卖友”的行径视为当然，养成恶习，久之，必成狡黠之徒；三则，于同侪不公、于正当之事业有损，此种行为，必使受罚友朋对事业与公义产生怀疑，亦使儿子为志同道合者所不齿，久之，则必使儿子再难涉身正义之事业。为儿子立身计，阮父当然对校方的“宽容”绝不领情。

其次是作为知识者的一面，阮性存明确表达了对学生办刊及参与社会运动的看法：学生“过于活动”或有偏执的一面，但学生即便举措失当，究其根源，是肇因于“呆板教育”，错，不只在学生一面。相反，必须肯定中学生关注社会现实的愿望，保护中学生参与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尤其要保护中学生独立思考、表达个人见解的权利。就算学生有错必须“补救”，也应“集合全国教育专家，详细筹划”，不能简单粗暴地施以严惩，斥退了事，因为学生是允许犯错的。何况阮性存未必以为学生真有错，至少不比颟顸政客错得更离谱。所以阮对“闯祸”的儿子未责一词，却对杭一中校方斥退学生的措置毫不卖账。

而作为社会人的一面，阮性存在此信中清楚表明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对社会公义的判断。全信以“五四”起笔，以“五四”收束，心心念念之所在，恰是启蒙时代的重估价值和重建社会道德的精神。以此观之，对校方这种违背自己价值认同的行径，表明自己“不妥协”的态度实属自然。阮是我国最早政法专家之一，杭州最早的知名律师，民国后任律师公会会长十余年，并于1912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政法学校——浙江私立政法专门学校。早年留日习法时便接受了民主自由的先进思想，并熟谙法学，深具现代法律精神，所以阮毅成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最富有新思想的人”。在阮性存看来，这件事情中，对“肇事”学生处理是“从严”还是“从宽”，全在“一二官吏之武断”。对这种明显违背法理的举措，自然不能妥协，这是阮性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理想所决定的。

于是，“声请退学”是“不领情”，以使儿子明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道理；“实践牺牲”是“不卖账”，以示对学校斥退学生的抗议；所谓“留为五四学潮之纪念”，则表明自己的“不妥协”实为坚守一种道理立场。

有父如此，阮毅成何其幸哉！读这封信，使我这个初为人父的中学教师又敬又愧。我感到阮性存实在是一个比现代人还要现代的“超前”的父亲，且看现在的父亲们能有如此识见、如此气魄么？

二

儿子出生以后，当我计较现实利害时，有一些问题就不得不把这个小东西考虑在内了。比如，在我把儿子送进幼儿园后，如何应付由我、儿子、学校构成的这组三角关系，就变得日益急切了。

我是个教书匠，对当下学校的现状是再熟悉不过了。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下，对儿子将来能否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以致“成龙”，我并无奢望。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完整、健全的人。看看眼前的学生，想到儿子日后也要在一场场严酷的考试中备受煎熬，才能过关斩将、“通向成功的彼岸”，我就灰心丧气，并且常常自陷于“精神分裂”的状态。按照现行体制对我的职业要求，我应该早早地教育他心无旁骛、一心向学，力争取得“令家长、老师满意的成绩”；应该教育他“在家做个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做个听话的好学生”，教育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并早日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就我自身的经历和我对教育的认知来说，我极希望儿子能按着他的本性、资质和喜好获得自由、快乐的发展，而不必像我少年时代那样老是为使别人“满意”而读书、而生活；我极希望他能早点养成独立的精神，而无须像我一样要到成年后，经过漫长痛苦的挣扎才学会用自己的（而不是“正确的”）脑子思考问题。

简而言之，最让我头痛的事情是，如果儿子在学校里被要求接受的校方和老师们以为“正确”的思想、价值，恰恰是我不能认同的，甚而至于与我所持的价值观南辕北辙、截然相反，那么我将如何处置？矛盾已经摆在那儿，冲突的发生只是时间的问题。

举个例子。

去年岁末在世纪中国网站读到学者程晓农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在论述“积极分子文化”给家庭教育带来的尴尬时，程先生说：“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长都有这种经历，就是如何让幼稚单纯的孩子在这种‘积极分子文化’中尽快世俗化，而又不失其真诚之心。家长们必须努力帮助自己的孩子理解：老师们奉命教的教条不能全信，可又要装出非常信服的样子来，以取得老师们的表扬；表面上信誓旦旦，私下里却不必照着做，谁做谁是傻瓜……”这就是现时代的家长一个很典型的困境。文中还讲到一位北京的高校负责人在早些年为了应对中小学生“学赖宁”的号召，对孩子进行了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赖宁是英雄、要‘学习’，但是儿子你可不要模仿；遇到火灾应该先去报告大人，因为你根本没能力、也不会救火，只能白白送命；但是，你实际上不真学，可还得说一定会‘认真学’。”我很佩服这位父亲，但我知道我做不到，这样的言教，技术难度实在太高，因为“这种教育还包含着一种技巧：既要让孩子学会表里不一的行为，也得教他如何做得自然而不漏馅”。像我这样逻辑思维能力本来就比较弱的人，即使能把个中的是非曲直参透，也决难将现实的得失利害讲得如此“通俗易懂”。

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纠缠着我。尤其是在学校要求我对学生进行此类宣教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产生角色错位——我想，如果现在我不是一个中学教师，而是作为一个父亲，儿子一旦就此向我发问，我该如何是好？于是我对家长的难处就多了一些理解，所以我在自己的班里就常常干一些偷梁换柱、阳奉阴违的勾当；最不济，实在糊弄不过去的时候，所有的表面文章就由我一手包办，“精神分裂”到我这里为止，尽量不传染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吧。

我不否认，这样的“教育策略”，实则是犬儒主义。我实在更希望向阮性存学做父亲，但我知道自己的无奈。1919年10月，鲁迅先生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阮性存的信在第一时间作了回答（信写于1920年2月18日）。八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我现在再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谁给我答案？

真要命，“父亲”的退步是怎样一种堕落？

【作者: y_submarine】【访问统计:】【2006年05月11日 星期四 00:26】【 加入博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