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
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崔卫平译）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 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1990年1月
【转帖一】
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
――程益中在经营委员会2004年新春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仁，战友们：
这个冬天特别冷。大雪压青松，悬崖万丈冰。每逢佳节倍思亲，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们和南方都市报推向地狱深渊。面对这场灾难我们如何自处？南方都市报向何处去？在焦灼和煎熬之中，我们除了要经受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苦难；更要痛定思痛，梳理凌乱的羽毛，舔干伤口的血迹，透过迷朦的泪眼，穿越乌云飞度的现实，洞察阳光灿烂的未来。
一、如何看待这待灾难？
1、从世界一切伟大事业的成功经验来看，这场灾难的来临具有极高的发生概率。我们干的不是平庸的、混饭的活计。我们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我们向世人宣告过：南方都市报要从强大走向伟大。试想一下：伟大是那么容易担当的吗？！温室中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吗？！通往中国报业颠峰的道路难道会是平坦的吗？！天降大任的同时，也必降大苦大难。我们既然选择了卓越，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挫折。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伟业，只有沿着陡峭山路不停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出类拔萃是我们成功和卓越的依据，也是我们受苦受难的根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快乐总是平凡的，痛苦总是伟大的。越堕落越快乐，越高尚越痛苦。我们所有的作为就是和平庸划清界线。我们所有的价值就是反抗人们骨子里的惰性和奴性。我们探索的是一条别人没有尝试过的道路。我们是当代中国报业当之无愧的先锋。我们这种自命不凡、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作风与丑陋不堪、肮脏无聊的社会现实之间，势必形成一触即发的张力。这场灾难便是张力释放的一种方式。受伤总是难免的。
2、从南方都市报与个别权势人物冲突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灾难蓄谋已久、势在必发。其实，早在2003年六七月间，孙志刚案接近尾声之时，针对南方都市报的有罪推论和掘地三尺的大规模排查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与南方都市报有过大宗业务来往的广告公司都被勒令交代与南方都市报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有人磨刀霍霍，毫无顾忌地向全社会公开宣称，一定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机器，好好收拾收拾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有人不得不奉命行事。这已是广州城内公开的秘密，坊问谈论已久的话题，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时候，我和我的一位战友曾经套用邓小平的话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遭受一点委屈和苦难也是值得的！如果没有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就没有幸福的今天。人类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会不断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生命！但人类从来都没有因为害怕代价而拒绝真善美。
3、既然灾难迟早要来，但早来总比迟来好。早来，我们还输得起，我们还来得及，我们还不至于无力自拔，我们还不至于前功尽弃。这就好比万米赛跑，起步没多久就摔跤，总比快要冲刺的时候摔跤要好办得多。我们还得来及追赶那些跑在我们前头的人。我们还有大把青春，我们还有大把明天，我们将要干成的事业绝对远远大于我们已经干成的事业。我们还年轻，摔一跤无非鼻青脸肿，还不至于象老迈之人摔跤就一命呜呼。我们现在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被成功和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我们还没有居功自傲，我们还比较清醒。我们好在还没有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泥足深陷。我们的问题只是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经验不足的问题。我们庆幸的是我们没有大的问题，否则我们这次就万劫不复。这场风波来了，给我们当头棒喝，给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还来得及完善企业管理各种规章制度、程序和手续，我们还来得及无懈可击。这总比我们罪孽深重的时候才受到审判要幸运得多。
二、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1、 无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曾有的理想和信念。 南方都市报捍卫国家、服务社会、效忠人民的理想无罪！南方都市报还原真相、追求真理、奉献真情的信念无罪！理想不能倒，信念不能垮。理想和信念乃是寒夜里手中的火炬、天上的北斗。我们必须志存高远，神思冥想，上达天听，感念天空、大地、河流、原野等一切辽阔的事物。我们不能够让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失望；经此一役，我们不要自抛自弃、自轻自贱，我们反而更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我们更应该握紧我们的理想和信念。
2、 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要迷失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 我们有理由自豪：南方都市报是一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有存在价值的报纸。南方都市报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南方都市报的方向就是这个国家报纸应有的方向。南方都市报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南方都市报是实践"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三贴近原则当之无愧的楷模。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心中为南方都市报树立了一座丰碑。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方都市报满怀期待。南方都市报的存在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更健康、更文明的体现，也为我们这个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增添了保证。对南方都市报容忍是开放社会和民主政治应有的同时也是最起码的姿态。
3、 我们大量的正面宣传和表扬报道尽管为当权者"帮了不少忙"，但我们极其少量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也给他们"添了不少乱"。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帮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所谓的添乱则要天诛地灭，赶尽杀绝。在这个方面，既有我们如何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和批评报道的艺术的问题；更有一些当权者如何建立与媒体打交道新模式和养成接受舆论监督的好习惯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些教训需要吸取，但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的说，对于我们的成绩来说，我们的缺点和不足是微不足道的。这当中，我们应该明白，合作与对话是媒体和公众人物应有的关系。人民公仆也应该明白，和媒体合作与对话，就是和自己的主人--人民合作与对话，因为媒体是一座桥梁；不管你贵为巨星还是贵为天子，你都应该明白，不经过这座桥，你就不能抵达人民心中。
4、 我们存在的问题，不是报业改革出了位、出了问题，而是报业改革不深入、不到位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报业在中国还是一个怪胎：报业作为一种产业，当然具有一切产业的市场属性、价值规律和经管法则；但是，报社在中国，机关不像机关，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人不人鬼不鬼。当查税的时候，报社就是企业；当投保的时候，报社就是事业；当整人的时候，报社就是机关。我们现在的困扰对于企业来说早就不是什么困扰了。经此一役，我们更要铁心搞改革，我们的问题是，机关、事业和企业弊病我们全了，好处我们都占不了。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融汇机关、事业和企业的长处和优点，将南方都市报的体制改革进行到底。要尽快把南方都市报变成一个高度法制化的现代企业，彻底摆脱人治型企业人亡政息的宿命。我们的经营队伍，是全国最优秀的报业经营队伍。这一点已经被举世公认。我们没有理由动摇对我们经营理念和成绩的信心。我们只是大的企业体制框架不行。我们原有的经营观念和游戏规则不但不能抛弃，不能改变，反而更进一步地强化、进一步推进，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所取得的经营理念和游戏规则纳入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它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打击。
三、如何面对我们的未来？
1、 南方都市报2004年报纸品牌将保持相当的上升势头，各项经营指标将保持25%-30%的增幅。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民对南方都市报的热爱。这将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这张报纸已不仅仅是专属我们的一份事业，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4年，南方都市报将按照既定的方向继续前进。全年报纸日均发行量将保持在150万份以上，广告额将突破16.5亿元，纯上缴利润将达到2.5亿元。2005年，南方都市报将迎来历史上第一个高峰。这一年，南方都市报的单日发行量有望突破200万份，全年广告额将突破20亿元，纯利润将达到5亿元；南方都市报将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报业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2、 南方都市报系2004年将继续稳健扩张：新京报2004年日均发行量将达到50万份，广告额有望达到4亿元； 2004年，南方都市报系中还将增加至少1家日报和2家杂志。2005年，南方都市报系将发展拥有4家大型综合类日报，2家周报，3份杂志的……
3、 南方都市报自身发展和报系扩张，将为中国大批有理想、有责任感、有专业素质和职业色彩的年轻报人提供服务社会大众、实现人生价值、施展知识才能的最好平台和最佳机会……
各位同仁，战友们！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现实残酷无情。我们的事业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南方都市报正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我们不能够保证每一位出发的战士都能归来。我们要学会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坚守内心宁静的阵地，于狂乱纷披的枪声中，捕捉子弹飞来的方向。我们恳求大家不要在南方都市报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南方都市报。这既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策略。我们希望大家即便要离开也要选择南方都市报最风光的时候离开南方都市报。
各位同仁，战友们！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时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南方都市报这列呼啸而来的战车。只要我们敬畏时间，我们就能够赢得历史；只要我们敬畏民意，我们就能够赢得空间；只要我们敬畏科学，我们就能够赢得真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发挥智慧，拿出勇气，挥洒汗水，聚精会神办报纸，一心一意搞经营，迎接我们的就不仅是枪炮和污水，也会有鲜花和美酒！
谢谢大家！
(2004年2月2日)
【转帖三】
崔卫平：岁末想起了一个人
——卢雪松事件观察之七
在我对自己一年的工作进行回顾时，不知为什么始终想起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人，即卢雪松停课事件中的所谓“告密学生”。
在较长的时间之内，这件事情的具体脉络并没有与卢雪松本人正式见面，她知道自己是被“告发”的，但是如何被“告发”的，她本人始终被蒙在鼓里。也许这里仅仅涉及一个学生，也许还有一个“第三者”。至少，在吉林艺术学院的“公开声明”中，说到“该院辅导员和党总支负责同志发现有名学生（预备党员）思想消沉，情绪低落，并流露出退党的思想倾向。经过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该同学提高了觉悟，向组织反映卢雪松在课后向其传播……”，这样的说法，是明确肯定处罚卢雪松的依据，是她课后与同学谈话的内容，即与某个同学“反映”情况有关。于是在诸多声援文章中，就有了“告密学生”一说，许多人就“告密”这个话题写了文章。更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告密”的确给许多人带来严重伤害，所以人们谈及此，无不深恶痛绝。
回过头来想想，关于“告密”这件事情的纹理并没有浮现。正像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人来向卢雪松本人来核实她到底对学生说了什么一样，那么到底有关学生（一位或者两位）是怎么“向组织反映”卢雪松的问题的，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始终也没有学生本人站出来说话，澄清有关事实。学生不出来说话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人们的判断则有可能建立在主观推断的情况之下，不排除这其中存在一些过去的习惯思维在起作用，这是需要警惕的。
下面要说的话，始终建立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之上：人们在私下交流的内容，不应该作为任何定罪的依据；第二，仅仅止于思想交流的内容，不应该作为任何定罪的依据。出于这两个前提，我认为吉林艺术学院对卢雪松所作的停课处分，以及此后的一切处分都是错误的。在重申这些基本前提之后，我想就所谓“告密”这件事情的复杂性做一番分析。
虽然是老师与同学之间的私下交流，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交流仍然发生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权力关系，即老师必然作为权威的一方，否认这个事实是没有多少理由的。那么，就像卢雪松在校方面前是弱势一方一样，学生在老师面前也肯定属于弱势一方。这个学生对于老师所说的话，除了不理解之外，还感到了某些压力，这是有可能的。最早在燕南网站有人声称是“卢雪松的学生”的跟贴，说这个女生“她回家以后就吓哭了”。虽然这在许多人眼中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不应该排除这可能也是事实。并且这个事实是应该认真对待的。试想如果是两个同学之间有了类似的谈话，这位同学所受到的惊动不会如此强烈。
当时网上有人对这位女生受了惊吓的情况加以嘲笑。但是，平心而论，这不是不可能也是可以理解的。直至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之中。我说的封闭，不仅是指人们经常长期有意识遗忘历史造成的后果，无数真相至今没有被人们所了解；而且是指在舆论单一的环境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是单一的。在听到不同于自己的意见之后，人们感到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觉得那是一种受刺激，这个女生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即使看上去这多少比较幼稚，但是不应该对此仅仅抱以讪笑。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在我们这些自以为了解得更多的人们身上，是否就养成了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习惯？是否在听到完全不同于自己意见时，不会感到那是一种刺激？也是可以置疑的。
其次，如果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养成的一个人，她若是仍然真诚地相信环境教给她的东西，又如何？并且这里的女生是个预备党员，她若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又如何？当然，今天的年轻人加入共产党，的确有许多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但是不能排除其中也有真诚信仰的，不能排除这个女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最重要的，她有着她自己信仰自由的权利。不管这个信仰在旁人看起来怎么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不同意余杰先生在他那篇《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文章里，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措辞，批评那位用自己当“形象代言人”得到的一万多块钱交党费的女学生弓琳。在他看来，“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也就意味着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坚守民主和人权的人生道路；而选择做一个死心塌地的奴隶党员，也就意味着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考，成为权力架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而“在两代北大女生中，作出前一种选择的是林昭，作出后一种选择的是弓琳”。选择“反抗专制和暴政”当然很好，但是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反过来这个问题就便成“专制和暴政哪儿不好？”沿着这条思路下去，你就会发现，“专制和暴政”（其实这是两个含义并不重合的概念）从思维方式上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排除异己，排除那些与自己有着不同想法或者信仰的人。而如果这些人手中有权力的话，问题就变得非常糟糕。那么，反对专制的最好方式是尽可能摆脱专制性思维，比如承认对方有选择与自己不同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权利，只要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弓琳选择交纳巨额党费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如果不那么张扬，对于弓琳则更好。
这样的表述是否得当：在今天我们所争取的权利当中，包括持有不同信仰的权利，也包括信仰共产主义的权利，而且所有这些信仰的权利是平等的，需要一视同仁的。如果有不一视同仁的做法，那才是需要反对的。如果共产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压抑他人的信仰，这是需要批评和改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人们信仰共产主义的权利。应该反对的不是共产党本身，而是这个党及其成员所拥有的某些特权，并运用这些特权对与其他“持不同善见者”进行排挤和排斥。有些做法严重伤害了无辜人们的生活，这一点无疑需要严正谴责。而反过来，如果为了别种信仰，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进行排除和排斥，则是犯了与共产党的某些做法相同的错误。在对待信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争取与共产党员一样的权利，而不是笼统地反对这个党及其成员，才是人们所要做的。
争取平等的信仰权利，尊重各种“持不同善见者”，这不仅是拥有其他信仰人们的工作，而且是只要认同现代社会平等理念的所有人们的工作，包括也是共产党员们的工作。因为在马克思创建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并不包含对一部分人们采取不平等做法的含义。改造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这个理想。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制造和维护对于一部分人的歧视，那么距离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去甚远。而那些呆在共产党组织之内只是为了享受某种特权地位，为了给自己添加保险系数以及占有更多的资源，却丝毫不去想为社会平等的伟大理想作出哪怕是一点点贡献的人，他们与共产主义无关；而当他们中部分人以自己的权力来制造歧视、破坏平等时，则成了共产主义的敌人。
再回到卢雪松停课事件中被称之为“告密”学生的情况上来。从这个视野看过去，对于这个预备党员学生则可以做一些同情的理解，对于她的选择也应该有一份尊重，对她可能对于卢雪松老师对她说的某些话感到突兀、紧张、不适应，也是能够理解并且采取尊重的态度。
当然问题的重心还在于所谓“告密”上面。我们姑且采用学校的说法，即不存在一个“第三者”，是她本人直接与她所属的组织见面，“反映”了卢老师的问题。在卢雪松的第三个文本中，似乎也是针对这个与她谈过话的具体对象而言的。而在我们获得了上面的视野之后，我们是否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同学的行为属于“告密”？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理由之一：如果我们把她与卢雪松老师的谈话看成是两个持不同信仰者之间的谈话，怎么样？从后面发生的情况来看，这场谈话最有可能涉及了信仰问题，即使是从林昭的纪录片所延伸而来。讨论信仰问题不是不可以，即使在老师与同学之间也是如此。况且卢雪松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她只是一名无权无势的教师，她无意也不可能采取任何强制性途径改变学生的信仰。而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当她与卢老师的看法发生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对她来说是如此致命，那么，她与自己同一信仰的人们谈及这场谈话，谈及自己的困惑，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是完全可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当时网上有人说过的，意思是“党员向自己的组织反映情况、汇报思想不属于告密”。问题并不在于有人知道了这场不宜公开的谈话内容，而是有人拿这场谈话开刀，利用了这场谈话，用某种强制性手段封住了卢雪松老师的正常言路。
理由之二：“告密”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是一个人事先知道某件事情的后果，而仍然采取的某项举动。告密的行为与信仰无关，仅仅与现实利害有关。对于告密者来说，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位同学肯定不知道她的这种做法对于卢老师所产生的后果，但是，亦不能断定这位同学肯定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虽然“反映汇报”这种事情曾经引起严重的历史后果，但是对处于长期遮蔽历史做法下的年轻人来说，她也许的确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起码她的本意不是如此。
理由之三：正像卢雪松老师面对学校校方处于弱势地位一样，这位同学在面对学校校方时也处于弱势地位。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时，一个人感觉不由自主、言不由衷是完全可能和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一个人若是能够做到对自己所说的话完全负责，这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如果在巨大压力之下，她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这与“主动告密”不是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
理由之四：说到底，这位同学至今没有站出来说话，许多情况我们并不了解。有人提到了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即学生中存在着有酬金的“告密者”，来告发老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但是，即使存在着这种背景，也没有任何根据说，这位女生正好就是这种情况。即使存在着一个“第三者”，也没有根据可以说，这位第三者恰恰就是这种情况。关于课堂告发的问题，我曾经在关于卢雪松的第一篇文章中已经提到过，老师在课堂上并无任何秘密可言。此时我还希望能够进一步说：老师与同学之间，即使在下课时，也并无秘密可言。即使是在私下，一个老师对于一个学生所说的内容，也能够对所有学生去说，尤其是涉及社会、历史、信仰的问题。不管他说过什么，他必须事先想到由自己承担所说的话的结果。至少，当私下谈话的两个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同学与老师关系时应当如此。如果同学毕业离开学校了，老师与同学不处于同一个权力场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岁末我一定要说出这些话的意思是，我们也许应该多为那位处于弱势情况下的学生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个女孩子她还十分年轻，她还在成长，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仍然需要呵护而不只是别人的白眼。实际上，吉林艺术学院如此倚重私下谈话的内容用作处罚卢雪松老师的证据，受到伤害的不只是卢老师，还有这位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这位学生所受的伤害并不比卢老师小。因为比较起来，卢老师有能力分辨和面对后来的局面和目前的处境，而这位学生年幼、经验不足，她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艰难。趁岁末之际，我愿意对这个女孩子的明天和未来表示最大的祝福。
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在得知卢雪松的遭遇之后，表示欢迎卢雪松报考她本人的研究生或者博士生，那么我要说，我本人同样欢迎这位即将毕业的女学生来报考我的研究生，我会对她一视同仁地对待。
2005年12月30日
【作者: y_submarine】【访问统计:】【2006年01月1日 星期日 17:06】【 加入博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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