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这个人，实在是一位值得追念的历史人物。
在大陆，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雷震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雷震原本国民党高层核心人士，蒋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又随蒋介石政府去了台湾，他与蒋之间的个人关系，在其漫长的政治交往中，无论于公或于私，实际上都非同一般。上世纪50年代，雷震主持一本叫作《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杂志，前后整整10年，最终因其理念与国民党权威政治南辕北辙、迥不相侔，不断发生言论冲突，进而出人意料地成为统治当局在政治上最强大的敌手。雷震本人也因此遭到政治构陷，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由于个人命运两种迥然不同的沉浮际遇，再加上《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溉的自由民主理念，直接影响到日后台湾社会政治转型具体的人和事，使得雷震其人在时光的打磨中越发显现出独特的历史价值。2002年9月4日，"雷震案"终于获得平反，雷震再次成为台湾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尽管这时距先生去世已有23年了。《自由中国》是一本半月刊杂志，逢每月的一号、十五号出刊。16开本，大部分时间只有32页。《自由中国》办刊宗旨系胡适先生所写，有四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创刊号那天起，这四条宗旨每期都刊登在杂志上。195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10周年，杂志社举办过一次隆重的纪念会，有百余人到场，胡适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40多分钟的长篇发言。讲话由杨欣泉记录，后来全文刊登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10期上。胡适在讲话中透露，当初几位朋友只是想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出版社"，没有想要办杂志，只想出一点小册子。1949年6月，胡适离开上海，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前往美国，在赴檀香山途中，他凭着自己当时所想到的，写下四条办刊宗旨，"......雷先生他们都很客气，就用我当初在船上所拟的稿子，没有修改一字"。（《胡适日记全编·第8册》600页）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自由中国》半月刊办刊10年，在其理念上受胡适的民主思想影响最深。《自由中国》创刊初期，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子水任编辑部总编辑。编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聪、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艺、胡适、夏道平、殷海光、许冠三、崔书琴、张佛泉、黄中、雷震、戴杜衡、瞿荆洲和罗鸿诏等人。在这些人中，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都是原北大教授，与胡适私交颇深；王聿修是华北大学教授；殷海光自认是"五四后期人物"；杭立武时任教育部长，雷震则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创刊前几天，雷震邀请毛子水、崔书琴、张佛泉、王聿修、夏道平等人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就创刊具体事宜进行商讨。但在谁做"发行人"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据马之骕先生回忆："‘北大'一些人，包括王聿修教授等，当时他们认为，雷震是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也是国民党里的强人，所以对他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杂志如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对雷震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他本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之前，雷震曾去过奉化找过当时"下野"的蒋介石，说好就是"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的。不过，按法律规定，杂志"发行人"在国内须有固定之居所。胡适先生这时仍滞留美国，短期内又不能归。雷震在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申请登记注册《自由中国》半月刊时，遂注明"发行人胡适出国期间，由社长雷震负一切法律责任"等字句。1949年11月20日，一份以胡适、雷震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的杂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自由中国》创刊初期，编委会共有17人，也是人数最多的时期。尽管在其大的理念上基本趋同一致，但还是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许冠三先生回忆："......不管大家如何争辩，若干批评政府的文稿，不是给改成温吞水，就是整篇见不了天。当争到无词以对时，他（指雷震）总是与毛子水劝我们年轻人莫动火气，须以大局为重。他从不大声说话，只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发脾气，几个月下来，我们终于明白，他那‘各党各派之友'的绰号得来绝非偶然。"（《儆寰先生辞世十一年祭》一文，许冠三）以马之骕先生观察的结果，当时编委们大致可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由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其中，以"少壮派"最为壮怀激烈，他们认定国民党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由于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编委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加上雷震对编辑的职权和制度等考虑不周，也引起过一些不快。杂志社后来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厅"作为编务场所，有读者投稿来，雷震见着顺手就拿到自己的书房里拆开看了。副总编王聿修教授不以为然，当面提出过异议。王聿修是最先提出辞职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编委会请辞时，再三说明是受香港方面朋友之邀前去主编《前途》杂志，实属盛情难却。马之骕先生以为"这看起来是因缘巧合，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不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中，编委们的进出离合，并没有影响刊物的正常出版。编委张佛泉先生说："在筹备期间，我们对雷先生都有戒心，现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国》办好......"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一年后，张先生受台中东海大学之聘出任文学院院长，就任前请马之骕先生在他的泰顺街寓所便餐时所说的一番话。四十多年后，马先生依然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间，《自由中国》与当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当时杂志"内容着重批评苏俄共产世界政治，没有直接检讨当局的政治。所以，当时的部队都有订阅......"（李筱峰语）。到了1951年，国际形势发生诸多变化，尤其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时攻台的可能性不大，便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造。《自由中国》也将视野由外向内转，开始检讨起台湾的内政，触犯了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与当局的关系从此出现了逆转。1951年6月第4卷第11期，由夏道平执笔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针对政府金融管制引起情治人员（情报和治安）贪污案件提出了严厉批评，这是《自由中国》创刊以来首次触怒当局，直接导致了军方停止订阅杂志。这篇社论给雷震带来极大的压力，出刊第三天，情治人员就闯入杂志社，逮捕一编辑，并留下三名特务予以监视。雷震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遂与多位党政要员商讨，他们认为社论所说均为事实，但没有必要发生正面冲突。王世杰建议再发一篇社论加以平衡，当时主管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陶希圣也是这个意思。《自由中国》第4卷第12期，便以《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为题又发了一篇社论，其观点基本回到了与政府金融管制的统一口径上。谁知，这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见到这两期刊物后，大为不满。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胡适书信集》第三册，1208页）胡适是明白人，他了解蒋介石，更了解那个体制。雷震本来在这件事上就有所抵触，胡适的来信正好成了手中反击的一把利剑，他将信的全文刊发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这再度引起了情治单位的不满。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及陶希圣召集党、军、特要员共9人，对雷进行当面围剿。彭孟缉甚至诬指雷震有套汇之嫌疑，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发出传票，雷震却拒绝出庭。此事前后整整闹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副总统陈诚出言奉劝彭等人要"适可而止"，才算告一段落，但《自由中国》半月刊从此受到情治单位的长期监视。夏道平先生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胡适的信和雷震断然公开那封信的举动，《自由中国》可能在不满两岁的时候，就因《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而被捉人停刊。"（《台北拜访夏道平先生所谈所思》一文，齐墨）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在台湾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当局不仅在校园内散发反共宣传读物，还要求每个学生背诵"三民主义读本"、"总理遗训"、"总统训词"，其强制做法激起反弹，学生、家长无不怨声载道。实际上，这是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党化教育"在台湾的一种延续。1954年5月底，余燕人、黄厂风、广长白3位家长投书《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学校的正常教育，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规定学生来念的课外东西太多了......眼看着我们的子女‘戴月披星'、‘三更眠、五更起'的愁眉苦脸的抱着这些书来啃，真正的课业，反而丢在一旁......我们的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党包办的党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学校，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教育当局和救国团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自由中国》半月刊，1954年第11卷第12期）是否刊发这封读者来信，在《自由中国》内部曾引起过争论。鉴于当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开始恶化，有不少人不同意刊发此信。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则认为：这封来信不仅反映了台湾教育界的真实现状，还指出了诸如"救国团"这样的组织是非法的，进而可进一步检讨国民党的党纪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最后就是从这个高度上来刊发此信的。果然，当局大为恼怒，1954年12月，蒋介石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名誉"为由，下令开除雷震的党籍。但没有通知雷震本人，而是在《中央日报》上发了一则消息。殷海光从报上得知后，即在1955年1月4日给雷震写了一封很短的信：
儆公先生：欣闻老前辈断尾（指被开除党籍），诚新春之一喜讯也，可祝可贺。从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场，为民主事业奋进不休也。 （《雷震秘藏书信选》，第281页）殷海光的轻松、调侃、幽默，可见此事并没有影响和改变雷震的办刊理念。相反，《自由中国》愈加朝着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方向前行。1956年的"祝寿专号"（《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更是集中火力抨击国民党"一党独大"。这一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作姿态，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纷纷撰文，借祝寿而"进言"。雷震的社论题为《寿总统蒋公》，其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胡适彼时正在美国，好友胡健中向其约稿，他有感而发，写了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取艾氏比蒋公，劝后者要做到"三无"，即"无智、无能、无为"。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胡适语）。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蒋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寿，搅动人心，酣畅淋离，连销九版，一时洛阳纸贵。这期"祝寿专号"，引起国民党党、团、军刊物的多方围剿，雷震随即发表《我们的态度》一文，强调《自由中国》杂志"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而从1957年7月开始，《自由中国》连续8个月"今日的问题"大讨论和15篇系列社论，全面检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政治到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一，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说什么》，表示今日大多数人都在说假话，尤其是当局，以"反攻大陆、国家利益、非常时期......"为政治之口实，掩盖专制的实质；二，《反攻大问题》，必须从公算和透过现实来加以考虑，不能借此来推延台湾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三，反思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四，财政问题；五，经济问题；六，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七，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剪政府机构；八，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九，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十，立法问题；十一，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十二，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十三，党化教育应立即停止；十四，《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风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十五，《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这些都是极其敏感的话题，惟《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样一份民间杂志，在荒芜一片的噤声岁月中，言他人之未敢言，显现出《自由中国》半月刊及其同仁的胆识和强烈责任心。尽管某些之处与雷震所提倡的"渐进改革"思路有一点落差，但《自由中国》半月刊从一开始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语），这些肝胆文章全力得到雷震先生和编委会的支持。1959年至196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公开挑战蒋介石"三连任"，与当局的对抗进入"白热化"，其命运岌岌可危。紧接着，雷震组党而遭被捕，《自由中国》半月刊终于在万人痛惜之中与自己的历史使命戛然永诀，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史中的一座灯塔"（柏杨语）。殷海光的那篇著名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成为《自由中国》半月刊10年来最后一次理性的呐喊，其文字之犀利，反响之大，让当局惊恐不安：
......近十几年来，国民党权势核心人物，使出浑身的力量，实行"加紧控制"，他们是否收到什么效果呢？从一方面看，他们的确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在这个小岛上，他们确曾收买了一些无思想、无原则、唯利是图之徒。他们正同在大陆掌握政权时代一样，在台湾把有人格、有节气、有抱负的人很有效的消灭殆尽了。他们控制了一群以说谎造谣为专业者。他们控制着一群藉着帮同作恶以自肥的人。他们控制着藉唱万岁而飞黄腾达的"聪明人"。他们制造了成千成万当面喊拥护叫口号的政治演员。他们控制着台湾一千万人的身体。然而，除此而外，他们还控制着什么呢？——————————
通联地址：南京市汉中门大街99号4幢102室- 作者： y_submarine 2004年12月16日, 星期四 21:43 加入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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